前一阵子我们报道了各地医院出现的血荒。实际上，现在很多医院紧缺的医疗用品，还不仅仅是血液。据卫生部统计，目前我国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大概有150万人，可其中只有约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不到1%。而其余超过99%的患者需要等待的原因都是一个，缺少可移植的人体器官。这样的等待对患者们意味着什么？一起来看看。

 

 

黄挺：看我这里，小朋友，这个眼睛睁大，很好很好。这角膜都溶穿掉了。

 

蒋云琳今年只有四岁半，因为眼睛感染，延误了最佳医治时间导致角膜穿孔。医生说，孩子的左眼现在严重溃疡腐烂，几乎看不见东西，如果不能尽快换一个新的眼角膜，云林的眼睛将会彻底失明，不得不摘除眼球。

 

蒋云琳的爷爷：我就说挖我的。不是不匹配，是不能够这么做。

 

小云琳等待角膜已经一个多月了，一直没找到适合的供体，一家人十分焦急，却又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病情恶化。

 

蒋云琳的爷爷：还找不到角膜，我说挖我的医治她，我用生命换都可以。

 

患者母亲 赵雅英

 

赵雅英：两年多了，等了两年多了，我看着心痛。

 

2008年，陈之堂被查出患有重症尿毒症，只能依靠每个礼拜的三次血透来维持生命。医生说，挽救陈之堂唯一的办法是进行肾脏移植，但是两年过去了，陈之堂一直没等到任何供体。

 

患者妻子林瑞琴

 

林瑞琴：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之前更瘦。

 

林永然，6年前因肝硬化入院，需要进行肝脏移植，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合适的肝脏供体，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医生说，林永然随时可能会出现内脏器官并发症，导致死亡。

  

林瑞琴：他以前身体很好的。

 

记者了解到，全国各地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每年都超过了150万人。卫生部门统计显示，这150万名等待者中，每年只有约1万人能找到器官源，获得移植。在广东省的一些医院采访时记者得知，广东的几家大医院，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都超过了5000人，而能等到器官源的患者不足10%。

 

 

姚晓明：这个下方要重新做。

 

记者：他们有的等了多久了？

 

姚晓明：有的等了我看这是1月份的，你看这是1月份的。

 

姚晓明，深圳市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执行主任。他的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写着等待供体的患者名字，但是对于排队等候的这1000多名患者，他时常觉得无能为力。

 

姚晓明：就对我们眼科医生特别是从事角膜移植工作的医生来说呢，我们真正的挑战并不是这些疾病，而是角膜的匮乏。

 

 

王长希：需求是每天都在增加，但是供体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需求量差别很大，现在是10%可以做手术，也许到后面是不到10%，

 

 

朱晓峰：我们每个星期，每个月，有时候每个星期都有等待不到肝脏去世的，我们昨天就有一个。

 

我们看到由于捐献数量有限，人体器官紧缺困扰着医院和患者。为了缓解人体器官移植遭遇的瓶颈，推动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今年3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会，正式发布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方案》，宣布在天津、辽宁、上海、浙江、广东等10个省市首先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动员和器官分配试点工作。但是，捐献器官，对捐献者和他们的亲人来说，仍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冯秀媛正面临着平生以来最艰难的一次选择。10月28日下午，他们收到了女儿脑死亡的通知书，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刚刚跟他们进行了一次沉重的谈话，希望他们考虑捐献孩子的器官。

 

 

魏建功：心跳停止了，我们又在，刚刚复苏抢救，刚刚心跳有一些复苏，但是这次能不能抢救过来不能肯定，还现在抢救。

 

冯秀媛的女儿叫刘芬，今年只有20岁，因头部受到撞击导致颅内出血，送到医院时已经停止了呼吸，现在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医生说，医院已经做了各种努力，但刘芬的情况属于脑死亡，已经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魏建功：心率104次，血氧饱和度80，呼吸是15次，但这种数字，机器自动调节的15次，实际上她没有自主呼吸，血压只有20，这么低，能不能快速一点？

 

护士：已经最快了，多巴胺已经最快了。

 

魏建功：浓度再加大一点。

 

护士：浓度现在是160了。

 

魏建功：160几支？

 

护士：168支。

 

冯秀媛来湖南衡阳农村，突然失去孩子的打击让冯秀媛一家悲痛欲绝，而器官捐献这样的事更是让他们一时难以接受。

 

冯秀媛：人死落土就为安，不要去搞那么多事，还捐出去，人死还要受这种刑。

 

 

赵丽珍：去到ICU病房，家属亲人都在那里悲痛欲绝，我都不好开口就说，我一直手，在那里抖。器官捐献表格放在我的那个提包里，我一直就，手就在发抖，我拿不出来。

 

赵丽珍早在10年前就力图推动器官捐赠，但是他说，说服患者家属捐献亲人器官是个残忍的事，很多家属最终也都会选择拒绝。谈话之后，冯秀媛对于是否捐献孩子的器官仍然犹豫不决。让医生着急的是，器官移植对时间的要求非常紧迫。冯秀媛再犹豫下去，移植时机就彻底错过了。

 

魏建功：那个黄医生我跟他说了一下，他说如果心跳停跳15分钟以后，可能器官就不能再用。但是我们一直在那都是，心外心脏按压的，最后能不能用，就看他的界定。

 

医生告诉我们，器官捐赠志愿者心脏死亡后，最好是在半小时内摘取器官；摘取器官后肾脏最多不能超过36小时、肝脏最多不能超过20小时、心脏最多不能超过6小时，就必须移植到患者体内，且越早越好。

 

魏建功：现在马上查肝肾功能。

 

医生：那我现在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过来。

 

魏建功：对。

 

医生：不然的话不一定能控制住。

 

魏建功：就是啊，生命体征要是说？

 

医生：因为现在生命体征已经很不稳定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就在医生们觉得说服冯秀媛一家已经没什么希望的时候，冯秀媛最终做出了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们同意无偿捐赠女儿的器官。

 

冯秀媛：医生说实在没办法了，我只能让她生命再存在一样，捐献给社会上有用的，帮助能帮助的人。这是我做母亲的一份心。

 

刘阳(刘芬父亲)：还晓得我女儿的心脏还在社会上跳，还在这个世界上跳动。

 

进行脏器移植手术的定点医院在广州，深圳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联系上了器官捐献办公室李劲东主任，寻找最适合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

 

魏建功：我估计推不到明天，绝对推不到明天，绝对推不到。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医院他们可以做准备。

 

在广州，专家们根据血型，病情等配对原则，迅速筛选合适的患者，同时也对刘芬可用的器官进行了评估。

 

 

霍枫：如果要是情况乐观的话，那么她的心脏、她的肺、她的肝脏、肾脏、角膜她都可以捐赠。

 

 

李劲东：这些器官用在哪些病人上面，那么我们也是经过一个，一个科学的一个轮候系统，那么我们去做一个配对。

 

得知有角膜捐赠，小云林一家非常期待，红十字会的李主任告诉我们，云林的症状比较严重，按照器官移植救急救重的分配原则，小云林有可能会成为这一批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但是有一些检测还在进行，能否配对成功，还要等最后的结果。

 

蒋云林的父亲：期待的能够手术成功，小孩子快点好起来。

 

因为病症比较重，陈之堂也有可能在这一次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尽管还不知道配对是否合适，但是等了两年的老母亲赵雅英还是高兴得泣不成声。

 

肝硬化患者林永然也被排在了这一批器官移植手术名单上。医生说如果配对成功，他也有希望接受手术。

 

林永然：就早点换，换了那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可以照顾孩子。

 

广州这方是焦急的等待，而在深圳这间重症病房，医护人员正全力对刘芬捐赠的器官进行抢救和保护。

 

魏建功：时间晚一点可能器官就，可能受一点影响。

 

医生：现在心率都不齐了。

 

魏建功：心率69。

 

记者：情况不太乐观。

 

魏建功：情况不太乐观

 

深圳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刘芬的生命已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的阶段了，而在广州的医院里，林永然等三位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也都在焦急地等待。刘芬捐献的器官能不能移植到他们的身体里？即将逝去的生命，能不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呢？

 

经过深圳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努力说服，刘芬的父母终于同意在女儿去世后，无偿捐赠她的器官。远在广州的定点医院，也在第一时间选定了三位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一场生命的接力赛即将开始，然而，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医生告诉我们，刘芬捐赠的眼角膜监测结果出来了，显示角膜携带乙肝病毒，按照移植手术的要求，这样的供体只能移植给同样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小琳云没有乙肝，所以失去了这次机会。

 

听到这个消息，爷爷抱着小云琳 ，站在窗前久久没有说话。

 

此时，在另一家医院等待的林永然和陈之堂，也忐忑不安。

 

患者 林永然

 

林永然：等到现在都三个月了。

 

患者母亲 赵雅英

 

赵雅英：肯定要等下去，等下去，等到肾源，不做手术不行嘛，

 

但是此时，深圳医院的器官移植却已经停了下来，我们了解到，刘芬的颅内出血引起了法医的重视，因为短时间不能排除被恶意伤害致死的可能，公安部门也正式介入调查，器官捐赠的准备工作因此不得不停了下来。

 

 

霍枫：我们都做好了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实施成，是真的非常地遗憾。

 

刘芬的器官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移植给三位患者，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截止到2009年，我国累计完成肾脏移植手术86800例，肝脏移植手术14643例。如今，中国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器官移植国。那么，随着今年器官捐献试点的启动，这项成熟的技术能不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呢？再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今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在全国10省市设立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就人体器官捐献的招募、获取和分配等工作进行全面探索。在深圳红十字会，我们了解到，器官捐献的试点工作已经进行了8个月，但是目前的状况并不理想。

 

 

钟智：捐献者总数是387例。

 

钟智告诉记者，目前捐献的300多例，是从99年到现在10年间的累计数字，虽然他们设置了网络报名平台，路径方便了很多，但填写捐赠报名表的人依然很少。

 

在深圳眼科医院，我们见到了眼科大夫姚晓明博士，作为红十字会的一员，他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争取更多的人参与器官捐赠。这天是姚博士的门诊，我们遇到了从成都特地赶来咨询的廖宣烈老人。

 

姚晓明：这阿姨就说如果，她生后就把眼角膜捐到我这来，至少给两个人以上的人？

 

廖宣烈：救多少算多少，能救几个算几个。

 

姚晓明：好嘛好嘛。

 

廖宣烈：我想我都70岁了，人活70，古来稀，总有这么一天，那么与其把它火化掉，不如救几个人。给几个人的光明，对不对？

 

廖宣烈老人不久前不幸被查出患有癌症，听到这个结果，做过多年医生的老人家只身来到广州，想完成多年来的一个心愿，签定一个器官捐赠的志愿书。

 

廖宣烈：我就说近期不要解剖我的头部，为什么？怕子女要来看。我说你们要看我，就来解剖室来看我。他们来看我，看到头部解剖了就要难过，下面解剖，白单子一遮什么都看不到，就看到头嘛，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捐献遗体，其他没有要求。

 

正在和老人交流的时候，廖宣烈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

 

廖宣烈：没有看头，尽是山，我走不动。我明天再去尖沙咀去看一下。

 

廖宣烈的女儿：到尖沙咀去看没有？

 

廖宣烈：啊？

 

廖宣烈的女儿：尖沙咀去看没有？

 

廖宣烈：还没有去，明天去，明天再去嘛，

 

从谈话中听出，老人隐瞒了自己在深圳做器官捐赠的事，而是瞒着女儿说来旅游。老人解释说，对于捐赠器官，儿女们并不是十分理解。

 

廖宣烈：她不知道我来眼科医院。

 

记者：他们知道的话肯定会责怪您的？

 

廖宣烈：我回去，他们知道我来深圳，知道我到深圳要到香港到澳门去，但是不知道我这次要来办这个手续，这个事情要慢慢地来。

 

深圳红十字会会长赵丽珍告诉我们，关于器官捐赠，最大的障碍是传统的思想束缚，有时更大的压力则来自于亲人。早在10年前她们就开始启动器官捐赠，一个多器官捐赠的案例，一直让她记忆犹新。

 

照片上的这个中年男子叫马福明，1999年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后，马福明准备捐献全身器官，但家人极力反对，妻子陈佳华最终被丈夫说服，在马福明病逝后，陈家华帮助丈夫完成了心愿，但直到现在，夫妻俩的做法也没得到家人的理解。

 

马福明的妻子 陈佳华

 

陈佳华：老人家最怕人家骂的是一句什么，就说你死无葬身之处，她说现在你，就是你丈夫就是死无葬身之处，就是你没给他一个葬身之处，所以这种封建的这种思想。

 

当时的陈佳华不仅承担着失去丈夫的痛苦，还背负着家人的责怪，心情一度很低落，但是丈夫选择这种方式让他人获得重生，还是深深地打动了他，陈家华最终也成为了一名器官捐赠志愿者。从前两年，深圳红十字会在全国率先招募志愿者，目前像陈佳华这样的志愿者已经有100多位。他们除了会无偿捐赠自己的器官，还要负责争取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但是志愿者们说，工作的开展非常非常难。

 

深圳红十字会 志愿者 赖嘉河

 

赖嘉河：现在主要是大家对这个器官捐献的认知还是不够，因为毕竟这个是新生事物，

 

深圳红十字会 志愿者 王群娣

 

王群娣：比较保守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困难的。

 

一直致力于推动器官捐赠体系建设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每年因为交通事故、脑血管病、脑肿瘤等死亡的人数有很多，只要其中有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的遗体参加器官捐献，就能满足国内器官移植的需求，而且医疗费用也会大大降低。那么，如何建立通畅的器官捐赠渠道和公平的分配机制呢？来看看国际上的经验和做法。

 

据欧洲理事会器官移植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2009年西班牙的器官捐献者达到该国人口的百万分之三十四点四，居世界领先水平。

 

 

王平：像西班牙它现在其中有这么一条立法就说在你，如果说在你生前你没有表达过不捐献器官这种意愿，就认同于你同意捐献器官，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条立法。

 

王平部长告诉我们，西班牙早在1979年就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该法律的宗旨是促进器官捐献，同时根据技术知识和伦理原则来保障器官最恰当地分配。法律认定了以医院为基础的捐献系统，由一组经特别培训的人员组成，他们有别于医疗移植人员，负责提高医院中的器官捐献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标准的器官捐献程序。并用一个公正的、可信的和高效的系统来推进这一进程。

 

 

王平：目前我们中国这种捐献呢，可能现在是0.03%，但真正来讲像西班牙这样，他们这种国家他是每百万人口里边它是34。就是这种和我们这个零点零几你想想是一个多大的差距。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也认为，从法律层面规范器官捐献的方式和途径，对于推动器官捐献确实有帮助。目前，我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捐献者以及受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益都无法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

 

 

杨立新：《民法典》不是在起草过程当中嘛，那么这样《侵权法》也完成了，刚刚通过了涉外民事法关于适用法，那么再进一步可能就要规定《人格权法》，那么《人格权法》当中要规定身体权，那这身体权当中就包括我捐献我器官这样一个权利，这里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如何推动器官捐献，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院长刘坚告诉我们，目前国内的器官捐献试点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捐赠体系。而关于这一点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刘坚：整个欧洲建立了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所有欧洲这个地方的人员，那么有一些供体器官捐赠的，可以，在整个收集完了以后到柏林心脏中心，你比如心脏和肺部，肺器官的移植，这个然后给他们这个所有需要移植的病人进行移植。

 

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王平部长告诉记者， 在美国，有专门的非盈利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负责记录并公开全美所有器官移植手术的状况，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PTN)则负责记录器官获取的情况。每例供者器官的资料都要与全国受者进行匹配，根据供、受者所在地区远近，血型组织相容性、等候时间、受者年龄等因素进行分配。而在法国，有专门的医院登记机构记录人们捐献器官的要求，比利时则由全国登记机构负责记录。

 

对于怎样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捐助，杨立新教授认为，目前的做法是提倡无偿捐赠，实际上，他认为可以考虑给予捐赠者适当补偿。

 

杨立新：我们现在都叫捐赠补偿，公平合理一些。就说给捐献的人，给那个补偿比较合理比较适当，我想也可能去鼓励那个人去捐献自己的器官。

 

 

人体器官移植被誉为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目前全球已经有14万肝病患者因为接受肝脏移植而获得新生，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已经高达99%以上，移植受者的10年生存率已经达到70%，仅仅这些数字就已经足以说明，器官移植对拯救生命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而论技术，目前全国经卫生部确认，获得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已经有163家，移植项目包括心、肝、肾、肺四种器官；论数量，以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潜在的器官资源并不缺乏。但我们所缺乏的，恰恰是最核心的器官捐献法规和管理体系。据了解，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目前正在修订，今后红十字会将作为独立于医疗机构的第三方，承担器官捐献的付费、宣传、动员工作。希望制度上的进步既能尊重逝去的生命，也能为更多的生命带来生机。